《消失的真实：现代社会的思想困境》

金观涛 著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何为人文精神的衰落？繁荣的物质文明，前所未有的科学革命使大量的知识、数据、信息涌动于普通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我们沉醉于虚拟体验，寄希望于科技发展带来秩序的革新和社会的持续繁荣，却无法规避后真相时代的人心浮躁、意义丧失、真假不分。我们缺乏对现代科学的宏观理解，虚浮于技术带来的狂欢，放弃了思考，因此陷入无可避免的现代性危机。

为了回应这一问题，本书提出了“真实性哲学”的概念，详细剖解了20世纪的三场革命——全球化的兴起、科学革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尝试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如何陷入了今天的困境，探索现代社会中科学和人文分离的本质。我们需要唤醒哲学思考，通过明确什么是科学，确立科学的边界，关照作为现代人真实的价值和意义，重塑“真实心灵”，在此基础上，明晰对理想现代社会的追求。

>>书摘

半途而废的认识论革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失去全面而整体的真实性判断力，居然和20世纪哲学革命有关。众所周知，人类通过语言即符号系统把握世界，但我们一直不知道什么是符号。为什么人可以使用符号？这就相当于鱼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水里，不可能认识水给其带来了怎样的限制。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用如下比喻来形容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正如鱼可以跃出水面观看自己生存的世界，哲学家发现世界和语言同构，认识到形而上学是语言误用带来的错觉。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人类思想的一场伟大解放，它是和20世纪科学革命同等重要的认识论革命。不同于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建立，这是一场禁锢人思想的革命。在维特根斯坦这位公认的天才作为哲学革命代表的背后，是哲学被阉割，其创造性被束缚在牢笼之中。我们可以用逻辑经验论和分析哲学的兴起来说明这一点，正如卡尔纳普所主张的，哲学家的唯一工作变成了语言分析，一方面将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句子分拣出来，另一方面，剩余的有意义的句子被分成两类：一是可由逻辑和语法确定真假的句子，二是对世界进行描述的、具有经验意义的句子，前者交给数学家、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分析，后者则交给科学家。这样一来，人类似乎就可以找出语言是如何把握对象的，从而勾勒出思想运作的大结构。这确实是一种很精彩的哲学想象，但结果是哲学再也不能承担起重建人文精神的任务，“大写的人”萎缩了。人的理想也随着哲学的死亡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或许有人会说，无论是人文精神的衰落还是人类不能理解现代科学，都对应20世纪人类精神世界的某种变化和认识论困境，语言学转向则意味着哲学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什么，从而取消了自身所背负的重担，因此我们不能将它们联系起来。这种貌似有理的观点忽视了哲学革命对真实性判据的巨大冲击。自语言学转向之后，哲学家明确认识到符号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约定，符号串用自身结构来表达对象的结构。因符号串本身没有真实性，它只能从经验那里获得真实性，这样一来，只有科学和逻辑为真。人文精神失去了真实基础，因此必然走向衰落。换言之，科学陈述之所以为真，是因为它能被经验证明且符合逻辑。符号的发现不仅将真实性窄化为科学事实，还取消了符号和任何整体的真实性研究的意义。这不是正好证明了上文提出的人们对世界真实性的判断力日益狭窄和模糊吗？

我要强调的是：对现代性、民族主义的反思和科学哲学同时产生，又同时失败，这并不是偶然巧合！表面上，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人类退回19世纪的思想状态，使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回潮。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作为第二次全球化价值基础的各种信念不堪一击，好比是建立在沙滩之上。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第二次全球化的基本观念没有17世纪现代思想那样的真实性基础。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极权主义兴起，虽然促使自由主义思想家反思现代价值的基础，但这一反思的对象过于狭窄，仅限于社会制度、政治哲学和相应的价值层面。例如，哈耶克的理论只是用市场经济来为现代社会辩护；无论是罗纳德·德沃金的法哲学，还是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都只能在法律和政治哲学领域论证现代社会的正当性。一旦社会问题超过专业领域，这些自由主义理论必定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