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些年来，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值得肯定的现象，就是中西哲学的相互观照，即西方哲学的研究者注意到中国传统哲学对西方哲学的意义，而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则考察了西方哲学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影响。汤一介先生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以下简称《东渐史》丛书）就是后一方面令人瞩目的杰出成果。它可以说是至今为止对西方哲学东渐的历史所作的最系统、最深入、最全面的总结。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它鲜明地揭示了西方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的实质联系。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哲学研究领域主要区分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区分从逻辑上看，存在着标准不一的问题：把哲学区分为“中”与“西”，是从地域着眼的，而“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则是以思想流派来区分的。所以，一般而言，在中国以外，很少是这样来区分哲学研究领域的。但是，逻辑上说不通的，并非没有历史的合理性。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学术里不存在独立的哲学学科。在中国，哲学作为现代学科从传统学术里独立出来获得发展，是西方哲学涌入的产物，是以西方哲学诠释和重建中国传统学术的结果。因此，把哲学研究领域区分为“中”与“西”就自然形成了。但是，这种区分就研究20世纪中国哲学而言，是必须打通的。因为20世纪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东渐紧紧相联系，可以说，没有对后者研究，就不可能把握前者。这套丛书之所以能在前人的基础上获得重大的进展，就在于在总体上揭示出20世纪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东渐的实质联系。整套丛书以揭示这一实质联系为主轴而形成有机的整体，即总结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成败得失。这就避免了丛书最容易犯的拼凑式弊病。以这样的主轴来总结西方哲学东渐的历史经验，不仅使丛书显示出比前人更深刻的理论探讨，而且使丛书显示出对当代中国哲学建设的现实意义。?

　　其次，它全面地呈现了百年来西方哲学东渐的历史全貌。丛书和单本著作相比，其优势就在于能在某一领域或某一问题上有比较全面的把握。《东渐史》丛书充分发挥了这一优势，从下列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第一，鸟瞰式的概括描述和分流派的细致分析相配合。该丛书一方面有《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和《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的宏观叙事，前者概要性地论述了西方哲学东渐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阶段性，后者清理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对待西方哲学的几种不同类型；另一方面该丛书的《进化主义在中国》、《实用主义在中国》、《分析哲学在中国》、《实在论在中国》、《基督教哲学在中国》等，又分别地分析了众多西方哲学流派在中国的影响。第二，对20世纪上半叶的考察和对20世纪下半叶的考察同样重视。我们看到不少冠以回顾“20世纪”的著作，往往是对20世纪上半叶的研究较为详尽，而对20世纪后半叶的研究则语焉不详。《东渐史》丛书做到了名副其实。重视考察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哲学东渐，无疑需要有不回避现实的理论勇气和洞察现实的理论眼光。第三，思潮研究和个案透视相结合。西方哲学涌入中国，往往在某个时段里成为一种思潮，而思潮的起伏往往是以某个人物为标志的。《东渐史》丛书的各本著作都贯穿了思潮研究和个案透视相结合，因而对西方哲学东渐的历史进程有全面的把握。?

　　再次，它深刻地总结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所蕴含的普遍性问题。如前所述，《东渐史》丛书以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为主轴，因此它实际上总结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一些普遍性问题。我们通观丛书，可以看到它从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来分析西方哲学中国化。就社会层面而言，中国近代是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西方哲学思想之所以能影响中国，是由于它们在某个方面、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中国近代社会大变动的需求。如《进化主义在中国》所分析的，进化论原本作为有哲学意义的科学理论，在中国并无多少影响，然而它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需要相联系，成了有科学意义的哲学理论，风靡中国，极大地影响了从戊戌维新到五四时期的两代人。就文化层面而言，该丛书的著作向我们表明，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是指它们在中国取得了新的理论形态，有着与其在西方不尽相同的面貌，如进化论在中国则具有了一种世界观的新形态；杜威的实用主义在美国是其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在中国主要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科学方法论的新形态而出现；即便是技术性很强的分析哲学，在中国哲学家手里也是另一种形态，即没有像西方分析哲学那样用逻辑分析来瓦解形而上学，而是用逻辑分析方法来建构形而上学，冯友兰、金岳霖和张岱年的一些著作就表现了这一点。这样的新形态意味着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使西方哲学发生了某种变形，意味着西方哲学在中国获得了发展和出新，表现了中国哲学家在构建自身理论时的创造。对于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所蕴含的这样一些普遍问题的总结，在显示了《东渐史》丛书的理论创新的同时，也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互动对话中发展当代中国哲学提供了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