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是一项理性活动，教育研究具有理性特质。理性化的程度也是一门学科或一个领域科学化的重要标志，教育研究科学化水平的高低与我们对教育研究的理性特质认识程度及作用发挥程度密切相关。认识教育研究的理性特质，有助于推进教育学的科学化水平。理性通常是指个体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是个体认识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个体对事物的内在本质、整体结构和内在联系的一种认识，它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形式或思维活动。理性认识是一种认识的高级阶段，是个体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把所获得的感觉材料，经过思维加工，形成概念、判断和推理等认识成果。那么，为什么教育研究具有理性特质？教育研究的理性特质表现在什么地方？教育研究如何走向理性特质？本文在这些方面尝试进行探讨。

一、教育研究的理性特质之缘

（一）本体探源：作为科学活动的教育研究在本质上是理性的活动

教育研究是一项科学研究活动，科学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活动。理性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是人类得以存在延续的一种根本力量，亦是人类必须使用的思维方式。可以说，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一部追求和弘扬理性的历史。古希腊的米利都学派最早开启了以理性思维的方式去思考宇宙及万物之“始基”。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用“水是万物的始基”宣示着人们认识世界不要靠诗意的想象，而要用理性的思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主张唯有理性才能获得真理，他特别重视理性训练，认为理性的知识唯有凭借反思、沉思才能真正融会贯通。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强调普遍主义和决定论，普遍主义主张世界受统一的规律和法规支配，决定论认为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均由一定的规律所决定；他也重视怀疑，主张不能人云亦云，用怀疑批判的精神看待一切；他还重视理论、推理、演绎等方法。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认为，理性是最完全的认识能力，是人类思维和认识的高级阶段。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曾列出理性概念在哲学史上出现的5 种含义［1］：理性是主体、客体相联系的中介；理性是人们借以控制自然和社会从而获得满足的多样性的能力；理性是一种通过抽象而得到普遍规律的能力；理性是自由的思维主体借以超越现实的能力；理性是人们依照自然科学模式形成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倾向。总之，“科学活动本质上是理性的活动，它以自然或客观世界为研究对象，力图把握其性质与规律，以造福人类。”［2］教育研究作为人类科学活动的分支之一，同样贯彻着科学活动的共性诉求，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理性的活动。1803 年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其出版的《论教育学》一书中提出“理性”和“实验”两大思想。他认为，理性是认识的最高阶段。他还尝试用理性演绎的方式构建自己的教育学说，“教育科学是自为的教育生命存在，以理性为基础，映射出人的理智和认知智慧。”［3］

（二）历史追溯：教育研究历程中的理性化共识

回顾教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众多经典的教育理论成果均是先哲们对教育问题的理性化认识结果。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里提出教育适应自然原则等诸多经典的思想，他被称为“第一个设想出一种全面完整的教育科学的人。”［4］《大教学论》是教育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夸美纽斯成为推进教育研究独立化的重要人物。那么是什么力量驱使形成这一成就？应当说与他运用自然主义哲学观对教育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是直接相关的。他将自然主义哲学观演绎到教育问题之中，“通过研究自然来认识一般规律，认识人的成长规律；人的教育行为应该遵循自然所展示的规律。”［5］实际上，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众多的经典教育思想认识是其本人对教育问题的理性化认识成果。进一步追溯，德国的赫尔巴特在《普通教育学》中提出“四段教学法”“教育性教学”“统觉”等概念、命题和理论，都是一种理性化的过程和认识结果，他所强调的不是单纯的教育经验积累和盲目的教育实验，而是强调教育学要有自己的概念和命题；“作为唯理主义哲学家，赫尔巴特把抽象、思辨的哲学方法运用于教育研究”［6］，这是他弘扬和继承德国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并借助哲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对教育实践进行抽象归纳的成果。英国的斯宾塞追问“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也是一种理性沉思，其提出科学知识最有价值，并且在教育学的沉思中表现出强烈的科学取向，极力强调以科学方法考察社会现象和教育现象的重要性。美国杜威提出做中学的理论又靠的是什么？“杜威经常把理性称之为反思性的经验、科学方法、探索或创造的智慧等，显示出他的理性概念的经验性质。”［7］杜威以“经验”这一概念为逻辑起点，克服经验与理性的对立，他特别倡导科学理性的取向，主张通过经验的反思来建立本真的教育认识成果。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作其他罗列，但是我们可以从每一位教育学家的成果中解读出他们都在追求着理性化教育认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