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理性的“城邦王者”

西方文化中关于哲学与诗的论争自古有之。古希腊人便已有了对逻各斯（logos）与秘索思（mythos）的区分，已经关注到理性思维与诗性思维的差别。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一段关于诗人的著名论述，他认为诗人是在癫狂状态下进行创作并且无法对理念进行完美模仿，因而与真理隔了三重。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城邦王者的荣耀位置留给了哲学家，哲学也成为一切学科的王者，不仅无可争辩地高居于诗歌和其他学科之上，更因其掌握了真理而完胜与真理隔了三重的诗歌。而诗人则被极不体面地逐出理想国，甚至连荷马也不能幸免。

拉斐尔名画《雅典学院》，画面正中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资料图片

柏拉图的这段论述反映了他所处的希腊时代的基本风尚：崇尚理性，理性是科学与一切思想的基础，也构成了古希腊文明的基石，支撑起古希腊文明的辉煌殿堂。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更在其后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一个核心性概念，构成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特质。可以说，西方文明也是一部理性发展的历史，是由理性结出的果实。

正因为如此，尊崇理性也就成为西方文化长期以来的传统。哲学顺理成章登上王者的宝座，诗歌相形之下倒形同婢女，因其与理性看来背道而驰而无法同哲学比肩。在西方文化中，诗通常用来泛指文学艺术，这一传统自古希腊开始，保留至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诗学》便是关于文学的论述。文学以形象为载体，通过想象、虚构进行创作，注重表达感受和情感，这些特点显然与以理性、抽象、逻辑、本质为特点的哲学正好相反。

崇尚理性的时代必然会贬抑非理性。经过中世纪漫长的基督教神权统治后，至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神学禁锢，人被重新发现，理性也因此被重新认识和肯定。人们发现，作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人可以凭借理性认识世界和决定自身而不必求助于上帝。在西方，这一解放运动从文学艺术发端，如滔滔之水冲破宗教神威的防线，喷涌而出，进而波及并带动了人文和科学等多领域，形成声势浩大的文化潮流。

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更是推波助澜。科学的进步推动了认知进步和理性发展，用理性原则建立起一个公正美好的世界是启蒙主义者们的共同理想。理性不仅是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也成为被普遍认可的认知和思想方式。这种情况直至浪漫主义兴起之时方才开始出现变化。

荷马史诗?资料图片

　　诗歌：让哲学俯身的灵性世界

至18世纪，启蒙主义者们所期许的理想并没有在现实中实现，理性主义的弊端反而开始逐渐显露。而诗所蕴含的生命意蕴，诗所追求的灵性世界，诗对内在心灵的关注及其特有的情感、想象、直觉等因素开始受到重视。

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弗·施莱格尔认为“在人性的理想状态中，只会有诗存在”，这无异于全然否定了柏拉图认为诗不配在理想国中存有一席之地的观点。至此，哲学与诗的关系开始有了反转，德国哲学家谢林说：“艺术对于哲学家来说就是最崇高的东西，因为艺术好像给哲学家打开了至圣所……”他又说：“哲学就像在科学的童年时期，从诗中诞生，从诗中得到滋养一样，与所有那些通过哲学而臻于完善的科学一样，在它们完成以后，犹如百川汇海，又流回它们曾经由之发源的诗的大海洋里。”这就明确宣布了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将诗奉上人类思想、文明的神坛，以致连一向尊贵的哲学也俯下身来，承认其来自本源的力量。

至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哲学与诗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更大的变化，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深刻而持久的现代文化思潮，其规模之大、冲击力之强烈前所未有。18世纪以后，资产阶级革命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理性发展进入到新阶段，理性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打造出现代科技理性的巨型神话，在推动社会日新月异的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它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生活，也改变了人性，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

在此背景下，西方文学艺术自19世纪后期进入到现代艺术阶段。1857年，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发表诗集《恶之花》，宣告了现代派文学艺术这朵反传统的叛逆之花开放。其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立体主义、唯美主义、印象主义、意识流小说、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等等文学艺术潮流接二连三涌现，构成眼花缭乱的现代文学艺术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