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写过很著名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差不多先生传》,文中指出:
“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
文中还列举了差不多先生的事例,例如:
他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他说是陕西。先生说:“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他说:“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认真呢?”
胡适先生的全文列举了差不多先生从小到大几件典型的事情,从颜色红白不分到方位东西不分,从数字大小不分到时间今明不分,从兽医医生不分到生死不分,都被差不多先生认为“差不多”。
虽是杂文,语多幽默讽刺、几近夸张,但却折射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即国人处事马虎、不肯认真、敷衍塞责的“差不多”精神。
这种思维和态度反映在语言上就是“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成为全国性的一大口头禅。
无独有偶,鲁迅先生在《端午节》中也写道:
“方玄绰近来爱说‘差不多'这一句,几乎成了‘口头禅'似的;而且不但说,的确也盘据在他脑里了。他最初说的是‘都一样',后来大约觉得欠稳当了,便改为‘差不多',一直使用到现在。……惟有几种日报上却很发了些鄙薄讥笑他们的文字。方玄绰也毫不为奇,毫不介意,因为根据了他的‘差不多说',知道这是新闻记者还未缺少润笔的缘故,万一政府或是阔人停了津贴,他们多半也要开大会的。”
以上两位作家均注意到国人爱说“差不多”的这一现象,并对此有所抨击。
“差不多”大概始于宋元年间,兴起于明代,之后用例逐渐增多,至近代已成常见的流通词汇。
“差不多”确乎是国人思维模式的反映,这点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模式。林语堂对于国人的思维模式有过深入分析。在《逻辑》一文中他指出:
中国人之判断一个问题的是与非,不纯粹以理论为绳尺,而却同时权度之以理论与人类的天性两种元素。
在《无字的批评》中他又写道:中国人向来不重逻辑,凡事只凭直观。
现代学者由此总结:
从理论上说,中国人偏好形象思维,重直观内省,轻实测论证;重内心体验,轻实验论证;重直觉领悟,轻理论分析。借助直觉体悟,通过静观、体认、灵感顿悟,直接而快速地获得整体感觉和整体把握。
如果说“伤不起”、“给力”等流行语是群体性口头禅的话,那么“差不多”、“随便”、“无所谓”等可以说是典型的民族性口头禅。
虽然两者同属频繁使用的语用化口头禅,词汇意义上都不同程度地经过语义到语用的演变,但是前者由流行语发展而来,具有流行语的一般特征,往往经历兴衰存废的过程,具有很强的周期性,同时其流行范围一般局限于特定的人群,受到年龄、性别、职业、教育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后者却是民族思维在语言上的反映,一般持续时间久远,影响范围更广,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和民族性。
中国人的这种直觉思维方式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美学、医学、宗教等产生深远影响。“差不多”一词被说得习惯成自然并且变成全民性口头禅,也是受到中国人直觉思维方式的影响。
对数字化准确性甚至精确度的追求一向不是中国人的习惯,笼统、大概、可能、也许、约摸、几乎、大同小异、不相上下、模棱两可、不分伯仲等等词语无不体现出中国人的“差不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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