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现代的卓异成就和知识辉煌，当推经验科学和它所善于利用的数学。三个世纪以来，它所取得的进步，还有应运而生的技术发展，令人心潮澎湃。希腊古代和中世纪可以伦比的伟大成就和知识辉煌则在于哲学。

从那些鼎盛时代，我们继承了积累起来智慧宝库。这个宝库同样令人心潮澎湃，尤其我们想到，现代取得的哲学进步何其微不足道。这并不是说，过去三百年间，哲学思想方面，未曾出现任何推进。

这些进展主要表现在逻辑，科学哲学，政治理论方面，而不是在形而土学，自然哲学，也不是在精神哲学方面，遑论道德哲学。以下说法亦非的论：在希腊古代和中世纪后期，14世纪以降，科学未曾呈现繁荣气象。

恰恰相反，数学，数学物理，生物学，医学，这些方面的基础都奠定于古代。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道德哲学，正是在这些领域，古人和中古嗣响之辈的作为，并不止于奠定健全的理解的基础，而是含跨我们所拥有的少量智慧。

他们却未曾犯下那些毁灭现代思想的错误。恰恰相反，他们具有真知灼见，作出了不可或缺的区别，后者为我们提供了匡正这些谬误的手段。从最好一面来看，探究性的科学促使我们认识现实。

哲学，最低程度而论，也是对现实的认识，而非看法而已。哲学的优越远甚于此，哲学是受到知性启发的认识。从最好一面来看，哲学企及智慧，包括思辨和求实两个方面。

科学属于调查性质，而哲学则不然，恰恰由于这层缘故，论者不可为之惊讶的是，科学上有显著进步，而哲学上同样显著地缺乏进步。哲学立足的基础，在于人类的共同经验，也是常识性知识和知性的提炼深化，而知性则胎源于对那种共同经验的反思，恰恰由于这层缘故，哲学才早已趋于成熟，而且超越了那个程度，只是细微缓慢地有所发展。

科学知识有所变化，有所增长，有所改观，有所拓宽，这是对特殊经验观测数据有所提炼和增益的成果，作为一种探究的调查模式，科学必须依托观测数据。哲学知识则不受变化或增长的相同条件的影响。

普通经验，或者比较确切地说，那类经验的大体轮廓共同内核，资哲学家进行思考，古往今来，则保持着相对的恒定。17世纪的笛卡儿和霍布斯，18世纪的洛克，休谟，康德，20世纪的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和伯特兰，罗素，在这一方面，他们享有的优势，并未超过古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或者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邓斯·司各脱和罗杰·培根。

现代思想家如何才能避免在后果方面已经贻害无穷的哲学谬误？在以前的著作里，我已经提示了答案。发现一位先前的哲学家的结论不能成立，那么理所当然就要返回他的起点，看看立论伊始，他是否已经犯下点滴谬误。

有个鲜明的例证，表明了不能遵守这条规则而导致的失败，见于康德对休谟的回应。休谟的怀疑主义结论和现象主义学说，康德则无法接受，即便它们把他从自身教条主义的沉睡中唤醒过来。

可是康德并未探寻休谟开始犯下的些许谬误，然后摒弃它们，视为他发现无法接受休谟结论的因由，康德却认为，有必要构建哲学机器的一个庞大部件，而构想的旨趣则在于推导出一个对立性的要旨的结论。

编具的错综复杂和设计的匠心独运，势在必然会令人叹赏，甚至能另外一些人土的铁佩，他们怀疑创举的明智性，而且发现有对待休漠的态度一样，排斥服德的结论。虽然他们在要旨上处手对立面，却未能帮助我们接近真理，而要能够发现真理，则唯有首匡正休谟立论伊始的点滴谬误，先前由洛克和笛卡儿犯下的点滴诺误。

为了纠谬探本，论者就必须拥有这些现代思想家所不熟悉的真知灼见和辨识眼光。他们不甚了了的原因所在，我下面就尝试加以说明。以上所说的康德之于休谟的关系，也适用于解释霍布斯、洛克、休谟以来的英国经验哲学的全部传统。

我们这个世纪里，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还有治疗论实证主义，都力求根除所有哲学上的困惑，悖论，以及虚假问题，而洛克和休谟立论伊始所犯的点滴谬误，如果有人明确予以摒弃，而不是置之不顾，那么上述种种便根本不会出现。

首先，立论伊始的那些点滴谬误何以会产生呢？一种解答是，需要加以认识或理解的某种东西还尚未揭橥，或者没有学而知之。无论可能多么令人遗憾，此类谬误情有可原。第二种解答是，这些谬误的产生，乃是理应责备的无知的后果一对一个本质性的要点的无知，一个不可或缺的洞见或辨识，而后者是已经有人揭橥，同时有所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