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我们所处的今天正在迎来“哲学自觉”。

“哲学自觉的标志何在？内在地说，在于哲学研究本身成为反思的对象。哲学诸领域的思考日益聚焦于‘元问题'，它不是寻求或针对答案，而是质疑提问方式本身，因而是一种前提性的拷问。这些领域的问题最后均指向一个共同论域：哲学之为哲学的内在理由和基本判准何在？”

“哲学是时代的精神家园，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每个时代最精致、最深刻的思想，都集中在哲学的殿堂。哲学能够为世界、为时代、为我们每一个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提供某种共同繁荣、和睦友好的思维图景。哲学是人创造的精神宝剑，又是为人的利益服务的智慧之学”。

面对“哲学自觉”的问题，孤独的思想者扪心自问：哲学如何改变世界？人类为什么学要哲学，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哲学？换句话说，我们的哲学应该以何种品格在现时代亮相或登场？哲学如何“做”，才像那么回事，才算得上为人类尽了自己的“本命”？这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哲学介乎科学与宗教之间

人类诞生以前，世界是一片混沌。不知道什么叫“文明”，甚至也谈不上“蒙昧”。史前蒙昧时代，没有科学，没有哲学，只有万物有灵、图腾、巫术之类的原始性神秘观念。这种原始性神秘观念是宗教、哲学的篮。

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理性的发育，逐渐形成早期朴素的宗教观念、哲学观念与科学观念。那时宗教、哲学、科学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他们是人类精神家园中天真的三兄弟，两相无猜，和睦相处，带着人类的稚气，朦胧地猜想生命的神秘、宇宙的起源、万物背后的原因。

西方现代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曾把历史或文化史分为神学时代、哲学时代、科学时代三个时期。

宗教如何由多神论的自然宗教过渡到一神论的社会宗教？历史上，宗教、哲学、科学“三兄弟”之间经历了多少血腥搏杀，逐步获得属于自己的领域，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利？其中包含了多少是是非非，悖论矛盾，冲突融合？诸如此类问题，宗教史、哲学史、科学史有着鲜活的纪实，不属于本文论域。这里只就科学、宗教、哲学的特质与关系做出界定。

科学、宗教、哲学是“文明”的三把剑。科学研究物性，宗教崇拜神性，哲学发现人性。这三把剑在不同维度、不同层面上感染人的心灵、打动人的情感、穿透人的精神世界。

物性世界，是自在的世界，有规律，有能量，有信息，是一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综合，但没有目的，没有情感。这些规律、能量、信息，没有人也存在。科学研究只是把这些客观性质发现出来，“发现”是科学的本质。被发现的世界属于经验世界。神性世界，是超验的世界。依凭经验而又追求超越是“思想”的本性。

“超验”的本意即在经验之外，“超验世界”可以理智地想像其“有”，却不能经验地实证其“无”。如牛顿所想像并为之感叹的“第一因”等，即世界的神秘性，经验永远无力证实其无，理智却需要假设其有。这些超验世界的“神秘性”恰恰是宗教存在的理由。对世界的神秘性，宗教加以非理性地“信仰”，借此信仰，人们获得精神安顿，心灵得以净化和超越。“信仰”是宗教的特质。人性世界是物性和神性的统一。

人的存在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既是现实的，也是理想的。物性有一是一，真实自然；神性无真无假，只可想像，无法证实。人性禀赋着物性与神性的全部复杂性。没有物性，人类世界将变得虚无飘渺；没有神性，人类生活将变得平庸无趣。物性和神性，犹如现实与理想，是人性的两个维度。哲学研究人性，并不排除人性中的物性。

哲学承认人的感性欲望、生命冲动的合理性，否则就会沦于禁欲主义，就会扼杀推进社会历史创进的生命力；哲学研究人性，并不把人性与神性对立起来。哲学对“人之所以为人”的界定，就在于“人”不仅凭依而且能够超越自身感性存在的有限性，进达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语）的自由之境。肉身与灵性的统一，才是最真实、最崇高的人性。

从中世纪到康德之前，宗教反科学，宗教世界变得荒诞不堪，如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神学的世界观；科学反宗教，科学世界变得机械呆板，如18世纪机械物主义的世界观。

在哲学史上，康德最大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提出科学与宗教的“划界”问题，把经验世界还给科学，把“物自体”、“意志自由”、“上帝”划归宗教。康德本意，是为了调和科学与宗教，但在科学实证主义哲学看来，哲学（即传统的形而上学）从此却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其实，不必责备康德，恰恰是他的划界理论，为现代乃至后现代主义哲学留下了广阔发展的逻辑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