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1776年，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美国的独立建国。但是，一些个人的思想性事件也有一种潜在的重要性。在这一年的英国，先是吉本出版了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然后，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国富论》，夏天的时候，休谟逝世，他们的思想和著述都给后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休谟和斯密的友谊也让人印象深刻。拉斯穆森所著的《异端与教授——休谟、斯密与塑造现代思想的一段友谊》就是第一本专门阐述这一友谊的专著。说“塑造”（shape）可能容易产生他们是现代思想的创始者的误解，而在他们的前面，其实还有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推动了学者的关注焦点转向对物质世界的探求，将知识作为控物的能力和手段。后来的霍布斯、洛克则将对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转向了主要以世俗理性而非宗教信仰为基础，尤其是反对“君权神授论”。欧洲也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在某种意义上奠基了现代哲学，包括对知识可靠性的彻底探究，以及主体性乃至主观主义的强调。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则更是声势浩大。

《异端与教授》，作者: [美] 丹尼斯·C.拉斯穆森，译者: 徐秋慧，版本: 格致出版社 2021年5月

尽管我们不以为休谟和斯密两位就是现代思想的开创者，但他们肯定对现代思想的发展贡献甚大，是现代思想的强劲接力者和推动者。斯密开启了一个日后以经济为中心，尤其是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世界。尽管这之后两百多年的政治和战争风云变幻，但就像一句名语所说的“笨蛋，关键的是经济”。现代的主流虽然有时被掩，但实际还是多在经济和技术的轨道上运行，最后各国政府的政策和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大都是以经济为中心。

那些真实和似乎在抗拒的理论和实践，最后都还是回到经济的主流上来，且还是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主流。而休谟除了宗教启蒙方面的作用，他也基本确定了英美哲学的品格。此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英美分析哲学无意于与欧陆、尤其是德国的形而上学一争短长，而是专注于语言、观念和逻辑的分析，以及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等。当然，美国哲学后来由于欧陆哲学家的流入和影响，变得更多元化了。

大卫·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等是西方哲学的重要作品。（左）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被誉为“古典经济学之父”“现代经济学之父”，著有《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右）

首当其冲的是他对基督教信仰的态度，他试图以一种自然的、理性的观点来看待宗教信仰——即看待一种其来源、性质本身就不是那么“自然”，而是超越自然存在与人的理性的信仰。更让当时基督徒恼怒的是他将基督教和其他一神论宗教，包括多神论等量齐观。在他们看来，休谟大概从来没有深刻体验过宗教的“信、望、爱”三种德性，而这三种体验也是人心中固有的。

那时的信仰还是普遍而虔诚的，尤其是在社会层面。对于有过这些深刻体验的人们来说，他们当然会觉得休谟的思想的心灵中有盲点，甚至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冒犯。据说休谟在宗教问题上受到的最厉害教训是一些渔妇给他的：他有一次摔倒在海边的烂泥里爬不起来，那些知道他宗教观点的路过的渔妇们要求他严肃地跟着她们诵读祈祷文才帮他脱出困境，休谟自然马上照办了。

休谟比斯密遭到更多的批评和攻击是因为他的直言不讳的宗教观点。而休谟的宗教观点和他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融贯的，甚至就是来自他的哲学。他认为人所能具有的知识就来自或限于观念，我们所知道的只有我们的观念和印象，此外是否还有真实的存在（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的本体存在）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不能证明也无法否证。而我们常常作为探求目标的事物的“因果性”实际也就来自观念的经常性的、比较稳定的连接。

至于“根本的原因”就更是如此，如果就连一般的因果，也常常只不过是我们观念的经常性联系，那种初始因、第一因就更是我们无法确知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它就肯定不存在。休谟的这种不可知论曾经是冲击宗教信仰的利器，但今天在信仰遭到猛烈攻击，社会日益世俗化的情况下，不可知论却未尝不可以成为信仰者捍卫自己的信仰、或者主张社会不应嘲笑信仰只是迷信的防御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