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哲学》
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提出了诸多关涉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架构起中国之美的未来图景和价值规范。以“何来”为逻辑起点,从古代优秀传统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历代共产党人生态哲学观点中探求这一重要论述的哲学渊源;以“有何”为逻辑中介,从美的哲思,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思维中探求其内蕴的人本观、辩证观、历史思维、逻辑思维等哲学智慧;以“何为”为逻辑终点,从矛盾论、历史论及实践论中探求建设美丽中国的哲学导向,对于在精神层面建立起对美丽中国的科学信仰,树立起建设美丽中国的强烈责任心,积极参与到美丽中国建设中来,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何来:习近平关于美丽中国建设重要论述的哲学溯源
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能在哲学视野内找到出处。习近平关于美丽中国建设重要论述作为建设美丽中国的科学指南,其产生、丰富与完善历经古代优秀传统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历代共产党人生态哲学观点的洗礼与浇灌。
(一)根植于古代优秀传统生态哲学思想之壤
承千年精粹,立生态建设之基业。自古人们便已经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并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过程中创造了历久弥新、内蕴丰厚时代价值的生态哲学思想,为习近平关于美丽中国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发展留下千年积淀,提供丰厚土壤。“天人合一”是古代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董仲舒将其明确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意在表达以自然为本体的生态理念。围绕这一核心,古圣先贤详细阐发了维护生态平衡、遵循自然规律的重要意义。例如,《吕氏春秋·孝行览》言“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逸周书·大聚解》有“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不仅如此,他们更强调这一理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运用。据史料记载,早至周代就开始设置以掌管山川湖海等自然资源为主要职责的虞衡制等相应机构并颁布系列政策法令以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习近平关于美丽中国建设重要论述将上述古代优秀生态哲学思想作为生长土壤,吸收“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生态理念,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汲取“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等古训的有益经验,致力于维护生态平衡,强调应更多地顺应自然,少一些建设,多一些保护;遵循譬如“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原则,铭记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传承“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为代表的方法,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用严格的制度、严密的法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二)筑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之根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蕴藏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犀利洞见,也饱含着对人类幸福事业深厚的使命情怀,是习近平关于美丽中国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核心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认为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人是手段最终是因人是目的而存在。然而这并不否认自然环境对人的优先地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1]998,明确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此后,更在深入观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先见性地指出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深层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方式,但归根究底在于人如何发挥自身能动性与自然达成有机统一。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中所强调的以人为本思想,为习近平关于美丽中国建设重要论述提供了方向指引,人民高兴、人民答应、人民满意才是衡量美丽中国的唯一标准;所剖析的以自然为基础的思想,为习近平关于美丽中国建设重要论述的战略部署提供了前提,在制度安排、体系构建、理念传播中无不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一以贯之;所洞察的以生产为原因为习近平关于美丽中国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深化提供了例证,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2]361;所期冀的以和谐为目的,为习近平关于美丽中国建设重要论述价值定位提供了归属,第一要义就在于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