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会议上，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领导核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1]而我国的历史文化特质有别于西方文明的一个显著要点就在于，中国传统精神内核上首倡伦理德性这一治人的人治基石，以此为源生发出整个社会与民族共同体的规范性运作机制，以及相应的治理体系与政治制度。可以说，德性伦理的规范与治理，是整个中国人文传统得以传承、绵延的生发点；就此而言，要提升当代中国社会的治理能力，在国家层面的顶层管理者，就自然而然地需要扎根于中国社会伦理文化土壤，挖掘出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德性治理思想精髓，进而充分运用中国哲学智慧里的有效的治理理念，从而最终以符合中国既定国情的科学历史观实事求是地切实有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而号称群经之首的《周易》，对中国传统伦理型社会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清代文献学集大成著作《四库全书总目》一书如是解说《周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2](p1)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易学学者张涛将《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思想地位这样概括道：“如果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精髓是经学，那么《周易》则是经学的核心。”[3](p10)即便是标志性地全面凸显仁德教养与仁政治世的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在《论语·述而》里也对《周易》中透观生命的智慧高度推崇备至：“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而当代学术界也普遍认为，《周易》是以生命的德性修行与吉凶转化事态之间的内在关系为其哲学智慧精髓，这就完全值得中国社会的治理研究者以其伦理化生命宇宙观里的哲学理念为智慧源泉，透过明晰化的解读汲取其中所蕴含的深邃的国家治理理念，从而以高度的传统文化智慧大力提升当代中国社会的国家治理能力。

一、《周易》人伦哲学的历史文化性形成因素

《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前者诞生于殷末周初，主以象数、卜筮之道就人神沟通、万物运化汇通而统合其情理；后者历春秋之孔子而至战国之百家，终以多元哲学思想体系之融合而诠释出规范人伦的天地法则，故此而言，对《周易》思想内容之形成过程产生渗透性影响力的历史文化性因素不可不谓繁杂。本文统观《周易》思想内容，主张这一历史背景中最关键的要点，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的人伦规范思想：天人合一的生命宇宙观，天意威权下的血缘宗法制，以天德为师的人性修持观，以及主文谲谏的人道施政目的。这些立足于人伦规范的重要历史文化思想内容，构成了国家治理层面上的导向性智慧，并且深入地渗透进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涵养根基之中。以此而论，《周易》的源头性人伦规范思想，必然能够穿越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的历史长流，从而最终对当代中国社会人伦治理提供深厚的哲学智慧，以及极具启发性的、现时有效的治理理念。

（一）天人合一的生命宇宙观。在远古商周时期，由于生存环境直观起来显得神秘莫测、纷繁多变，人们在内心的愿景上，强烈地想要预知未来的生命情形，从而更好地抉择关乎生命的行动举止；然而，受到客观生活物质生产力条件的限制，远古的普通生命个体还无法理性地推测社会生活轨迹。很显然，人在恢弘多变的自然整体面前所彰显出来的生命力量过于微小，尤其还处在农耕经济初期的历史阶段，人更加依赖天对命运的“决断”；进而在无力改变天所“决断”的命运的情形下，人们自然而然地就只会变成顺应“天意的决断”，祈求上天的护佑；由此导致人们普遍信奉“天命观”：认为世间一切惟天为尊，天命不可违，一切世间抉择当以天意为依据。进而，在这样的一种天命观视野下，古人开始试图寻求天人相类的可能性，预测生命轨迹的目标，也因之便导向了天人协调，也即天人感应，也即天然相通，也就是最终的天人合一，从而借此确立起了古代生命世界里“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取法于地”（易·系辞）的生命定位方式，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远古社会文明里会出现依据天（物）象推演天意而预测未来的卜筮算卦书。

（二）天意威权下的血缘宗法制。进一步而言，古人正是在虔诚地相信“天人合一”、信赖“天”的绝对自然威力与权威的过程中，崇拜自然而然地转化成为信仰。而信仰必然会制造出权威，权威自然会生成威慑力，那么代表天意的权威，就理应具备绝对权威的形象和相应的威慑力，民众毫无疑问须惟天意权威是从。与此同时，《周易》所言之物象又皆为天象，有时甚至还直接明言天、神、鬼。这样一来，我们站在前述天人合一的生命宇宙观立场上来看，《周易》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就不仅仅是生命宇宙形象上的思想形态，同时也还是宗法等级制的权威依据，如君权的依据正就是君权神授：天子是天意的代言人，天子之意即为天意，就构成了现实中带有宏大政治威慑力的权威依据，同时也还可以成为政治家、思想家宣扬自己政治观念、思想观念的权威依据，故此，天子所代表的天意，自然就形成国家治理能力在威权层面上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