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历史教化过程的角度回溯和反思中国哲学的演进过程，那么，孟子和庄子无疑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两位人物。通常而言，孟子和庄子分别被归入儒家和道家之列。作为中国哲学中的两大重要流派，儒家和道家在历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理论足迹，两家思想深刻地影响、制约着中国哲学的衍化。以前，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较为流行“儒道互补”的看法，尽管这一观点是否正确需要进一步讨论，但它无疑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和折射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两家在中国哲学史中曾写下不可忽视的一页。

而儒、道两家的这种不可忽视性，同时也表明：如果撇开或略去两家哲学，便难以再现和把握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而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构成，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并不是以一种抽象的形态存在，而是体现于历史上的不同的哲学系统，其中，孟子哲学和庄子哲学，显然是二者最重要的构成和载体之一。与之相应，有关孟子和庄子哲学的个案性考察以及对二者的哲学的基本精神、问题、命题、范畴等作比较研究，无疑既有助于更具体把握二人哲学的理论意蕴，也有助于进一步分析和理清作为二者所归属的儒、道两家的思想特征、思维方式以及二者的历史衍化。

历史地看，作为分属不同哲学流派的孟子和庄子，无论是从致思的基本倾向上，还是就思想的内容上看，孟、庄哲学之间首先表现出某种差异性。而以哲学衍化的历史而言，孟庄哲学之间的差异性，则首先导源于孔、老。孔子和老子分别是儒家学派和道家学派的鼻祖。春秋末年，礼崩乐坏，伴随着社会历史的转型，已有的典章制度、文化模式已逐渐遭到破坏，如何重建新的社会政治、文化模式以及如何安置和规划人类与天下的未来和命运，成为历史向世人提出的新的挑战。这种历史的大势和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将孔子和老子推向了时代的前沿。

而面对时代的主题和挑战，孔子、老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文明的反思与重建。孔子从“正”面的角度，“积极”地继承周礼乐文化的遗产和精神，“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修起礼乐”，删定《诗》《书》，以六经、六艺授诸弟子，以“素位”行“王道”之事，化育天下。孔子虽自称“述而不作”，但实则以“述”为作，其学以“仁”与“礼”为核心，开创了儒家一脉，奠基了中国哲学重道德人伦的文化走向。

而老子则从“负”的方面展开了对周文的批判，从“否定”的角度展开哲学的重建。老子创造性地提出“道”的概念，以“道”为基，以“自然无为”为则，究天人之际，审人世之常，成道家之言。而对孔、老的这种差异性哲思，从某种意义上又可粗略地概括为“自然”与“人文”路径的分野。而由孔子、老子所奠基的这种思维的基本倾向和进路，以不同的形式重现于儒、道两家的历史衍化过程。孟、庄哲学的差异性从某种意义上以说就是这种孔、老哲思基因的体现。

去孔、老之后，百有余年，孟子和庄子又分为儒道两派的扛鼎大宗师。在思想的风格和为学气质上，孟、庄虽上承孔、老，但又不尽同于二者。孔子刚毅木讷，温润如玉，孟子则有些“英气”；老子冷静睿智，似茶，庄子则浪漫洒脱，如酒。孟、庄在孔、老子之后，又各自深化、发展儒、道之学。

而以孟子和庄子的哲学而言，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过程中，在面向“人”与“存在”而思时，孟、庄各自以其不拘一格，独抒己见的天才式的原创性思维，分别建构起自己的哲学体系，深化了儒、道哲学的基本精神。

比较而言，孟子的哲学精神以“善”的追求为核心，立足于本我之“良”，尽天人之道，由“内圣”而“外王”，成己而成物，则“万物皆备于我”，高扬人的道德主体性。庄子的哲学精神则以“真”为质，合天人以为一，由“齐物”而“逍遥”，“无待”而“自在”，与众生往，合万物并，则“天地与我为一”，尽述人的生命自由之性。一者，尽人伦以成圣，一者，复自然以得真，二贤哲虽复异辙涂殊，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共同参赞并铸造了中国哲学之多元和合精神。而且，从哲学史的视域看，孟、庄哲学的基本精神以及其所提出的问题、概念、范畴，几乎影响着此后中国哲学的整个历史衍化过程。

而比较这一方法或视域，往往潜含着多重的要求，一般而言，不离“异”“同”二字。或是同中见异，或是异中求同，单纯的同之“同”则无须比较，而完全的异中“异”则比较既缺乏实在的基础，又很难对比较双方做出合理地把握。比较总是在一定范围或条件下进行展开的。而以孟子和庄子哲学而言，二者既具有差异性，同时又共同拥有着某些哲学问题，故而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既是可行的，又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