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哲学》
专项资助项目(2017XZZXQN-36)研究成果。
西方哲学的发展,自希腊“三贤”以来,高举人的灵魂和理性精神,但是压抑了感性的生命,如苏格拉底就几乎自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柏拉图贬低否定感性世界、肯定超越的理念世界,其根本之处在于他们希望超越生命的有限而进入无限,从而发展出西方独有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和后来传入西方世界的基督教信仰合流,一起构成了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在经历了漫长和残酷的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开启了西方的现代转型,文艺复兴借助对古希腊文艺的复兴,慢慢将人从盲目的宗教超越中解脱出来,其文艺创作的总体特征是用人性取代了神性。再到启蒙运动,摆脱传统宗教束缚和弘扬了人的主体性的哲学蓬勃兴起,但主体是理性建构的,理性一方面是抽象的,另一方面也容易形成对感性生命本身的漠视和压抑。西方的理性哲学到黑格尔这里达到了顶峰,也意味着它的终结。于是哲学需要重新寻找新的起点,一向被理性哲学忽略和压抑的东西,如人的感性、欲望、情感、生命活动和生活世界本身构成了蔚为大观的哲学潮流。叔本华、弗洛伊德和尼采强调了人的欲望和生命意志,马克思强调作为劳动和实践的人,海德格尔强调了人的存在,向死而生,维特根斯坦强调了人的生活世界,福柯研究人的性行为和疯癫,拉康精神分析学,等等,不一而足。总体而言,回到真实的生命和生活本身成为哲学新的思考中心,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将之称作为哲学的肉身化。“在哈贝马斯看来,在尼采、伯格森、狄尔泰和西美尔对理性化本质的攻击中,‘生命’已上升为其哲学的先验性概念,成为攻击本质理性的支撑点。”[1]158这种哲学的肉身化、生命化和生活化也可以看做是哲学的美学化,哲学和美学的界限已不再清晰,比如在尼采那里,哲学和美学甚至文学的界限都不再清晰,而变为文本。
一、回归生命的现代哲学
从传统理性形而上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变过程中,尼采无疑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大哲学家,尼采本人也处于世纪之交,其承前启后,批评继承,返本开新,后来的大哲学家如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等,甚至包括文学艺术领域都深受到尼采的影响。尼采的理论基础是人的生命及其冲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权力意志(创造力意志)。尼采认为苏格拉底寻求的真理一直延续到现代,但结果却是虚无。从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开始,文化就被破坏,到现代的文化事业更是腐蚀人性,导致生命的病态,同时还造就了“自由”和“平等”的现代政治谎言。尼采认为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历史是虚无主义的历史,柏拉图认为感性世界是虚幻的,有更真实的理念世界,由此形成两重世界的世界图景,并且超感性的理念世界高于感性世界。由此西方开始了否定感性生命的历史,最终导致人成为追求禁欲主义理想的颓废者,成为毫无生气的末人。在尼采看来,这无疑是一种颠倒。理性主义后来和基督教合流,导致了虚伪的道德,更是压抑了生命。尼采指出性是生命的起源,基督教却把污水泼到了生命的源头。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尼采一方面断言最高的价值已经去值,喊出上帝已死,另一方面他要求重估一切价值,并希望超人的诞生。由此他回到了
古希腊的开端处,找到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特别是酒神狄奥尼苏斯的狂欢和陶醉,以此反对苏格拉底(哲学)和十字架上的上帝(宗教)。基督教道德如同柏拉图主义一样设定了一个完善的彼岸世界作为此岸世界的统治力量。在这种道德评价下,体现人的本能的酒神精神被消灭,最终是强者被消灭,人成为匍匐在地的羔羊。“那就是:基督教想要摧毁强者,它想要使强者丧失勇气,想要充分利用强者的不信和困乏,想要把强者自豪的可能性颠倒为不安和内心矛盾。”[2]
相比而言,大家对尼采和海德格尔等人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评印象深刻,其实维特根斯坦虽然风格迥异,但殊途同归。维特根斯坦独辟蹊径,对西方的传统哲学做了最为彻底的反思、批判和颠覆。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对传统脱离了实际生命和生活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批判。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西方传统哲学本身就是生命的病态,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问题的产生源于我们脱离了生活世界,在于我们在头脑中想出了一个一般的东西。他说:“我们对一般观念的另一个看法是,它是一种一般的图像,……这就是哲学问题的标志。”[3]哲学仿佛是处在智慧的最高处,人们就像天文学家观看遥远的星辰那样去观察他们的观念,但他们其实是愚蠢的,他们的行为往往只是和小孩子差不多,因为脱离了实际生活和生命本身。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现代哲学变成了科学,是文化衰退的结果。哲学向我们隐瞒了生活,为此我们必须重回生活的地基;哲学应该消失,正当的生活世界是不会产生哲学问题的。“智慧是冷静的,在此范围内也是愚蠢的。(与此相反,信仰是一种激情。)人们也可能说,智慧只不过对你隐瞒了生活。(智慧好像是一些冷却了的、灰色的炭灰,它们把炭火遮掩起来。)”[4]77-78他不止一次地指出:“决不要登上荒芜的聪明之峰,而要下降到绿色的愚蠢之谷。”[4]103维特根斯坦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厌恶那些学院式的研究方法,很多时候他都想放弃哲学去从事什么体力劳动,但哲学却一次次地走向他,迫使他不得不思考哲学,而他一思考哲学往往就进入一种迷狂状态。维特根斯坦并非学院式的哲学家,而是哲学问题走向他,生活的疑惑需要解答,才从事哲学思考,他本人则数次放弃哲学去体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