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目论点选自我国人文社科期刊及高等院校名刊

文化哲学具有“源始哲学”的意义

丁立群撰文《文化哲学的双重界定》指出，文化哲学实际上具有两重涵义:作为理解范式的文化哲学和作为具体哲学形态的文化哲学，亦可以理解为广义的文化哲学和狭义的文化哲学。文化哲学的两重涵义有着内在关联。从广义上说，现代哲学的诸多形态都有着共同的文化经验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文化世界观，有着共同的“生活世界”。因而现代哲学诸形态具有共同的“问题框架”和理论基底，都具有文化哲学意义。另一方面，现代哲学的诸多形态亦不过是对这种文化经验和生存方式，对这一新的世界观的不同形式、不同方面，或直接或间接的、甚至是隐喻的反映和揭示。从狭义上说，文化哲学的理论形态，或者说文化哲学的系统研究只是这种范式、底蕴和视野的集中体现和自觉表征。文化哲学的具体形态由于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经验和文化背景，所以，它可以揭示现代哲学诸形态之基本根源和背景问题。它与现代哲学的诸形态并不矛盾，它只是更为集中地思考这种背景性的“生活世界”问题。我们可以用海德格尔式的语言来表达:文化哲学对现代哲学的诸多形态具有“源始哲学”的意义。

应避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经院化

何中华撰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三题议》指出，在学术界有一种过分夸大文献学方法重要性的倾向，甚至带有浓厚的独断色彩。如果重视文本变成了对文献的崇拜，变成了对文献学方法的迷信，以致于形成一种“原教旨主义”的情结，沦为一种经院哲学式的态度，那就走得太远了。解释学的过度还原和追溯，势必遇到一个难以摆脱的悖论:还原本身恰恰取消了语义的历史生成;如此一来，解释学的那种强调历史维度的初衷，恰恰被这种还原本身取消掉了。因此，我们应避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经院化。其实，教条主义的错误并不在于重视文本或文献学方法，而仅仅在于割断理论同实际之间的内在联系。毫无疑问，理论联系实际首先要有理论。理论的掌握固然要在实践中实现，但也决不能离开对文本的认真解读。强调实践，对于诊疗“理论的教条主义”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对于“实践的机会主义”，就无法通过对实践的推崇来获得免疫力了。诊疗“实践的机会主义”，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理论的规范作用的强调和恢复。忽视理论的范导作用，就难免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庸俗化，难免出现那种以实践上的需要为借口，而放弃和牺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从而做出理论上的妥协和让步的做法。

知识的权力研究是群体主义知识论的重要主题

刘永谋撰文《论知识论的群体主义转向》指出，群体的异质性意味着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充满了相互较量、博弈和争斗。当人与人之间关系被更多地聚焦于竞争时，建基于群体分析学的新知识论很容易被引向知识的权力研究。实际上，知识的权力研究是目前群体分析学的知识论的主流，知识的权力研究兴起是群体主义知识论兴起的最重要表现。知识涉及群体成员以及与其他群体之间在思想方面的关系，权力则涉及行动方面的关系。思想与行动不能分离，因而知识与权力不能分离。群体基础决定了知识、权力均为异质性的。权力与资源相关，资源本质上是“少”和“异”。在物质生产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中，差异性日益成为资源的规定性。在很多情况下，资源差异乃是附着于知识赋予的意义之上。知识与言说相关，言说本质上是不可重复的，完全相同的话在不同的环境中亦是根本不同的。言说亦有其“少”——并非说知识缺乏，当代社会的情形恰恰是知识泛滥——知识试图影响的群体相对于过多的知识太少了。言说希望一再被复制，知识希望不断产生影响，向权力靠拢是正常选择。实际上，知识和权力构成了群体分析学的最重要的分析维度。

我国产业结构应由外需型结构转为内需型结构

洪银兴撰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和动力》指出，过去，我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结构之所以能够支撑较长时期的发展，主要靠的是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现在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竞争力明显下降，世界性危机和产业转型又导致国际市场产能过剩，国际市场竞争过度又导致保护主义越来越严重，中国制造品频繁遇到各种方式的打压和惩罚，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也造成了制造业增长的极限。这意味着，在当前的国际经济背景下，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引擎由外转内，也就是扩大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与此相应，我国的产业结构也应该由外需型结构转为内需型结构。外需型结构指的是以参与国际分工为目标的结构，内需型结构指的是以国内发展为目标的结构。这种产业结构真正建立在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更有竞争力，更可持续。具体表现是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