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自我革新以后，使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高福利的环境下，有效地减少和降低了其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内在遇到的因矛盾的对立与激化而产生的各种冲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就此失去了应有的批判作用，资本主义以及资本贪婪的本性是丝毫没有改变的。

一、文明

《启蒙辩证法》中的启蒙与理性的逻辑是启蒙与理性的批判，霍克海默斥责“启蒙退化为神话，被彻底启蒙的世界陷入了野蛮状态”[1]。其中的逻辑是从文明、启蒙和理性三者进行逐步依次实践的。从启蒙运动开始，人们就开始用文明来对抗自然，从启蒙时代开始，文化概念就包含了文明的要素，正如弗洛伊德所表述的“我们被称之为文明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们的痛苦”。使得弗洛伊德开始重新审视人类对文明所抱有的种种不满，霍克海默在此基础之上继承发展了此观点，在《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一文中，他将现实与自然、文明与屠杀联系在了一起，在文明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反犹教主义的屠杀行为。人类社会的现象之中也与对抗自然的胜利是紧密相连的。权杖上的每一颗珍珠都是流着血的，他将极权主义与文明归为同列，并为同行，其极权主义制度机制如同文明的发展一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此文中，他将文明一词披上了伪善、消极、贬义的外衣来进行使用。将文明作为一条锁链，来连接多个不同的民族文化。人类发展之始到现在进程的演变，期间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能看见文化的传播与创造的身影。而这其中也有习俗规范等物质文明的成果。启蒙运动以后，文化变成了商场货架上的商品，它可以像信息那样随着风与人们的观念到处传播，而不再是只留存在寻求他的人中间进行弥漫。同时，思想成了孤立化的探索，一方面将它作为批判固有文化的立足点，另一方面将本身作为批判的对象。

二、启蒙

启蒙在反抗权威的过程中，逐步使自己成了权威，大众文化毋宁是这样权威之下的产物，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类挣脱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的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2]康德认为人类成就必须是引导启蒙人类心灵再独立和运用理智的勇气都是来自启蒙，但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启蒙带来的不光是上述的内容，还有专制统治和杀戮。

启蒙的出现通常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启蒙与神话的辩证关系之中，启蒙从一开始就用人类所理解和使用的自然科学去消除由神话所带来的人类被蒙蔽的愚昧，但随着启蒙在历史中不断地被授予本属于神话的权利，并在当中代替了神话，使得自己成了权威，人类却又将自己深深地陷入了没有目标的野蛮状态之中，即为启蒙倒退成为了之前的神话，启蒙的倒退带来的是科技对人们的控制和人们对自然的压制，这样的表述表明了真正所谓的启蒙还未降临，霍克海默在此指出掌握着自身并发挥着力量的启蒙，本身是有能力突破启蒙界限的。因此，启蒙本身就包含着启蒙自身对立面。他是具有矛盾的双重性。启蒙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在历史过程之中被称之为进步精神，启蒙是无尽头、并永远在进程之中的。第二重含义，具有和神话一样的有权威性的重要性文化。启蒙确立了人类在自我单方面的对自然的统治，在此时，启蒙则完成了启蒙自身的目的。世界由此也笼罩在启蒙所带来的灾害之中，正是因为启蒙的双重性，才使得文化在历史进程的不断发展之中，发生了自身的分裂与矛盾，所确立的原则和规范又反作用于文化自身，使得文化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因此启蒙内在的双重性的相互对立，这本质上是文明与文化的互相对立。启蒙思想最开始是本着消除迷信神话的，但真正启蒙之后的世界，启蒙坐在王座上却又变本加厉，反过来压制人类。此时启蒙早已与人们设想的相左，此时的启蒙不再追寻自由，而是毫无保留的控制人类，有规律、有计划、按照设想的去排除异己。

因为启蒙所具有的极权性，注定启蒙不会止步于此，启蒙占据权威地位后，会使得科学、艺术等都为这个世界的某些特定的需要而服务，不再具有自身对时代的反思。“完全被启蒙的人”[3]实则应是要被重新启蒙的个体。霍克海默从始至终都确信，人类可以通过启蒙并凭借于此进而对自身进行批判，人类可以调和好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最终可以实现扬弃自身，进而实现第一层含义的启蒙。

霍克海默所提出的启蒙文化批判的立足点是在于启蒙与神话的辩证关系，在文中“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4]这种表述，用了双重意义方面中的启蒙概念，在启蒙的自由性上进行批判的同时，又对启蒙的极权性进行了批判，尽管启蒙辩证法成熟于二战时期，对至今当下的种种问题依然是一种警示，这其中也是同为批判的实质在其批判的根源。至此，霍克海默表明，启蒙批判的内涵是理性批判，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通过理性阐述的启蒙。俄狄浦斯对斯芬克斯之谜的解答“这就是人！”[5]——便是启蒙精神的不变原型。在此事中可以看出人类自始至终是从自身的角度去思考外界的，理性是人类的一种趋向的方向。那是外界所不能自发而形成的，因此人类的发展不断地在向理性方向发展，所以霍格海默将理性作为考察文化批判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