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种以意义为生存本体的高级动物，对意义的追寻，对生命和世界的根本意义的理解和阐释，构成人生的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既超越现实世界，又给人的一切生命活动以价值、意义和目标归宿。人的超越性主要体现在：群体对个体的超越、理想对现实的超越、无限对有限的超越。超越的方式有生物性超越与文化性超越等，通过文化创造的形式来超越生命是极其重要的表达。然而，长期的经济中心理论与实践，淤塞了中国人文化创造的高级表达途径，人的超越性冲动难以找到顺畅的出口，从而转向现实并形成一种破坏性力量，社会伦理道德规范随之缺失。一个人出了问题应反思自身，一群人出了问题应追究制度，整个社会都存在短期功利主义倾向就应对现今文化进行审视。

一、社会问题的文化溯源

1. 同化与异化的激荡。当今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一个深刻的悖论：一方面，在大数据、物联网驱动的全球化时代，每个文明以及每一个人需要的满足愈加依赖于整个世界，模糊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分割状态，各文明以同一种经济生产方式为基础，趋向同一种生活方式，并朝向同一个方向前进，一种普遍性正逐渐取代各自在历史中形成的特殊性。文化作为经济的附属品，随着经济等级的梯度转移，从上游的发达地区辐射到下游的不发达地区，影响和改变着下游地区的文化形态[1]。但另一方面，各文化单元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自身历史传统正在被同化、湮没，引发愈加强烈的“自我”认同的危机，抗拒被同化的挣扎愈加激烈，极力保有着各自特殊性不会被取代。各种文化在同化与异化中继承与扬弃、融通与对抗，冲突不断，矛盾呈现新态势。

2.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消长。自秦实行郡县制以后，我国结束了贵族社会，进入了平民社会，平民社会的优势是释放了平民的感性欲望，解放了生产力，社会财富聚集迅速。但感性欲望无节制的放任也伴随着感性异化，并形成以消费性、娱乐性、务实性为主要特征的大众文化，一切要求现世就有报偿，难以形成超越现世的精神追求，对人身体的关注远甚于心灵或者灵魂，注重饮食养生，凡事皆以照应肉体为主[2]。“庸众”的价值观占了支配地位，淹没了高雅形式的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压迫必然引起精英文化的反抗，为了避免人成为欲望的奴隶，成为消费动物，拖拽着整个社会文化的下坠，儒家文化树立起君子、圣人等文化标杆。儒家道德信条在形而上的文化系统中发挥着双重的整合功能，重视现实世界底蕴生命的活感性，在规范人现实行为的同时，又引导人们寻找终极价值。其道德信条和伦理选择，虽不足以上升为信仰，却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并行使着宗教的职责，具备了超越性、自由性、高贵性的精英文化特质，具有黑格尔所说“绝对精神复归”的超越现实的形而上品格，使人的混沌存在转化为明朗的价值存在。在平民社会中，儒家君子文化寻求着与大众文化的融通与对抗，艰难地维系着文化生态的平衡。

3. 变革未能弥合文化结构缺陷。西方的工具理性(科学)和政治理念(民主)被引进时，胡适混同事实判断(科学)与价值判断(人生观)，把科学当做一个用来支配或解决一切切实的人生观问题。同时，西方文化另一精髓----超越性(自由)却没有被同时引进、确立，其精英文化中拥有的反思、批判、超越层面的问题被排斥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而此时，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合法性已丧失，君子文化随之垮塌，这意味着“五四”剧烈的文化转型新构建的中国文化依然存在结构性缺陷----超越领域的缺失，缺乏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意识，丢失了终极价值追求的文化初心。胡适、蔡元培等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胡适的“社会不朽论”要求每个人“救出自己，完善自己”，从而在社会“大我”中实现不朽[3]。他终其一生都在号召个性解放、独立人格、精神自由，“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的起来的”[4]。蔡元培则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等主张，把注意力投向形而上领域，试图找到宗教的代用品，但着眼于审美文化的道德教化，并未触及中国人树立终极价值和批判意识问题。

4. 单一经济诉求诱发文化空心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长期以经济为单一中心，引导人们盲从于资本的本性----“追逐利益的最大化”，经济诉求畸形膨胀。大众文化的消费性与市场经济相配合，以不可阻挡之势占据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整个社会呈现消费性、娱乐性倾向。经济的快速发展没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文化内涵的积淀，却催促着文化形式的花样翻新，挤占人们的精神世界的空间。感官的享乐取代了思想的深入，低俗的时尚驱逐了高雅的趣味。单纯的经济诉求无法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共同提供一种持续奋斗的精神价值，文化认同的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文化焦虑越来越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