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文学界的一座高峰，因作品本身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沈从文的《边城》历来被后世学者加以研究。正如他本人所言：“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边城》是阐释“人性”的力作，也是沈从文对现代文明、传统文明的思考。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多承袭西方现代文明，因此中国的“现代”文明也是西方的现代文明，这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现实判断的。所以，讨论《边城》叙事中“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实际上也是在探讨“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交融。

一、《边城》叙事两栖结合的显性特征

美籍华裔著名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这样评价沈从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沈从文是印象主义者，但根植于传统文化、湘西文化，濡染西方文化的他，在文学创作中显现出了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显性特征。

（一）圆形结构的悲剧

“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圆满、圆融”的精神内蕴。圆形结构的传统中式美学不仅应用于小说创作，更应用于传统建筑、家居设计等领域。中国古代小说历来讲究大团圆结局，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悲剧。这一被诟病的文学局面在现代文学创作中被诸多评论家抨击，鲁迅即其中一个代表，他们力倡改变这一局面。相比之下，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发展至现代的席勒、黑格尔等批评家，西方的悲剧美学观理论早已完善。因此，在现代文学中，“悲”作为诸多小说的创作主旋律，也成为对抗或接受西方悲剧美学观的表现之一。《边城》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既有“圆”的叙事结构，又有“悲”的美学色彩，是沈从文将传统精髓与现代精神结合的杰作。

小说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情节”，与“情节”密切相关的即作品的叙事模式。叙事视角的变化即叙事结构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作品内涵的丰富性。事实上，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历来是研究沈从文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课题，历来被广泛关注。如凌宇《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意蕴》一文从总评沈从文小说的高度深入分析了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模式，并深挖其文化内蕴。具体研究沈从文某部小说叙事模式的成果也有许多，如《边城》创造性的圆形结构叙事模式。唐晓云于2012年发表于《小说评论》的《论〈边城〉的圆形结构艺术》，从叙事视角的变化、时间结构、人物塑造三个角度深入分析了《边城》的圆形结构艺术，阐释了《边城》的叙事结构魅力。因研究成果较多，故而此处不再赘述《边城》的圆形结构艺术，仅就其“悲”做阐释。

茶峒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是经过美化的万千中国传统乡村中的一个。但这个美如画的世界中，处处弥漫着悲剧的色调。豪爽的天保与和气的傩送是感情厚实的亲兄弟。兄友弟恭的人物关系决定了二人在爱上同一个人时，其中一人的爱情结果必然是悲剧。而翠翠对爱情的沉默不语是天保悲剧的奠基。傩送对父亲船总顺顺直言“老家伙（老船夫）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佬是他弄死的”是老船夫悲剧的隐形导火索。大结局中，翠翠等的那个人（傩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可以说是一个“圆满的悲剧”——无尽的等待或许有渺茫的希望，或许即为绝望。《边城》的故事发生在边远山村，人物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几个，故事的结局并不算得“悲壮”，但是沈从文将优美的语言与凄美的结局相结合，使得全文弥漫着悲情的基调。

（二）抽象化的诗意抒情

所谓诗意抒情，即作者运用优美的语言诉说衷情，表达理想的境况。诗意抒情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学的长河，寄情山水以表达内心诉求的诗人们更是擅长将情志兴味寄托于自然之景。上有《诗经·关雎》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下有东晋陶潜、南朝谢朓、唐之王维、孟浩然等，他们常以空山、明月、石头、溪流、炊烟、竹林等意象为载体，在山水田园间寻找心灵的栖息地。

沈从文没有留过学，自身的西方现代思维方式、文艺理论多是通过个人学习或时代濡染得来，其本身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对传统文化有着非凡的自信心。杜素娟在《孤独的诗性：论沈从文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曾评价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谁比沈从文对本民族的文化拥有更多的信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极少的试图通过激活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因子，来重建民族文化的作家。”《边城》中抒情式的表达，是基于沈从文本人对湘西世界的故土情结，是他对传统文化的维护与传承。沈从文将茶峒塑造为一个陌生化的山乡风景世界，碧溪、青山、溪流、竹子、烟雾、虎耳草常现其中，正有中国山水文学的遗风。且看《边城》第一章沈从文对故事发生的地方——茶峒地理位置的介绍：